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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危险论

作者:外语爱好…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更新时间:2021/1/2

与其他国家的人相比,日本人很少使用“幸福”一词,特别是在日常会话中。

日常不使用“幸福”一词,不仅因为日本人生活上与幸福关系疏远,还因为他们养成了对幸福有所回避的习性。

比起满月,日本人更喜欢带有些许残缺的月亮,兴许也是受到这种“幸福论”的影响。回顾一下日本人幸福感淡漠的由来,可以知道,自古以来,日本人就被反复地灌输了这样的观念:幸福是危险的、空虚的,而忍受不幸才是美德。

日本自古就有不少关于修养的书,这些书几乎都毫不例外地告诫人:“如果九分不满足,十分就漾出来了。”

意思是说,人如果期望一切都达到十分满意的程度或者期望达到幸福的状态,虽非罪恶却是危险的,这将会成为痛苦之源。

这种想法不用说,是出自老庄的少欲知足思想。老子的“知止所以不殆”“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就是说:做人做事知道满足,懂得节制,才能长久。

日本古时,鸭长明在《方丈记》中说,“有财多虑”,“人所营皆愚,尤以造家宅于如此多危之京中,耗财恼心,实为愚中之极”,所以“唯草庵,闲逸无虑”。其结论依然是幸福危险论,即认为优渥的物质条件,会带来恐怖和不安。

吉田兼好在《徒然草》中也反复主张:物质的幸福是危险的。“财多疏于守身,招累致害之媒也”,而“身死留财,非智者之举。……有言‘唯我得’者辈,争家业,其状恶也”。他甚至举出争夺遗产的恶例,主张只要有“以保朝夕之物”就可以知足了。

鸭长明和吉田兼好的幸福危险论,不过是接受了老庄和佛教思想的隐士的个人见解,并未被当作处世的教训广泛地向一般民众说教,让民众接受。

禅语中常见的“日日是好日”,也是一种对日常的感恩之心。可是,对德川幕府来说,为了构筑封建社会牢固的基础,却有必要在施以武力压制的同时,向民众植入“毫无不满地接受严格的身份制”的心性。自德川家康以来,侍奉过四代德川将军的御用儒者林罗山在通俗解释仁义礼智信的《春鉴抄》中,就多处以恫吓的语言强调幸福危险:“欲纵终必灭,志满后必毁,乐极悲自来。谨言慎行不可轻也。”

不只林罗山一人,德川时代的儒者们为了防止民众的不平、不满情绪爆发,在种种说教中专门告诉人们:企求幸福是危险的。贝原益轩就是这种幸福危险论的代表。他说:“财禄有止,私欲无止。任所欲无止,必财尽途穷。……纵享万贯之俸,而随心所欲,富家亦必有财竭后日,既苦自身,且累他人,为一生之苦、子孙之不幸。”

贝原益轩进而将其道理推演为:“万事满至十分,其上无以复加,忧患之本也。古人曰:酒饮微醉,花观半开,此言至理也。”

贝原益轩的幸福危险论以各种形式,通俗地进入德川时代的民众之中。而且他不只说“幸福是危险的”,或说“事物不足才是安全的”,仅这些是不够的,他还告诉人们:人如果不懂此理,一定会受到更高的绝对权力——“天道”的处罚。比如,受到世间的赞扬,或感受到现实的幸福时,要想到“好事多磨”的谚语,坏事一定会伴随幸福发生。《益轩十训》中说:“易曰:天有盈亏,物有满缺。古语亦谓:藏多失厚。”天道之罚——天罚并不只是针对“人因贫穷而产生的”贪婪。

日本花道中,有时要故意营造出一种“不圆满”的意境。一般来说,日本古来就有受恩负重之身多患的思想。如《沙石集》中说:“恩愈大,烦恼愈多,所营愈繁,身多危矣!”

因把幸运看作天赋之恩,所以便产生了如果享受的恩惠过大,反而会危及自身的想法,主张幸福过度反而不好。如果幸福超出限度,就会带来灾祸。还有处世说教书中说:“大福来,灾祸起,当为训,慎处之。”这种“幸福否定论”大概可以说是“幸福危险论”的基础吧。

再有,幸福的条件之一快乐,反招苦,在心学中有大家都知道的“乐为悲之始”“乐为苦种”的古谚。贝原益轩说:“世俗之乐,其乐犹不止,迅即为我身之苦,惑心,损身,恼人。”

德川时代的日本学者中,也有反对幸福危险论,提倡享乐主义的。不过,尽管他们认为享乐属于人的天性,但依然保留着乐必有苦相随的观点。比如,富士谷御杖说:“凡人之常情,无不求乐厌苦,然只厌苦则招苦,只求乐则失乐。”

这种认为享乐反招痛苦的思想,至今依然作为处世妙诀,被写在谈修养、谈处世的书里。例如:“富有……反而因此感到苦恼。富有者未必幸福。”“忙忙碌碌地追求金钱,被金钱鞭打着,苦恼万分地东奔西走。多么痛苦呀!”当然,今天的说教没有采取“幸福危险”“受天罚”的那种恫吓的形式,但自鸭长明、吉田兼好以来的幸福危险论,尽管历经岁月,仍照原样被继承下来,仅仅改换为现代语言,依旧被当作指导大众生活的一个指针,实在令人惊讶。

日本寺院门前的禅语中,“苦难”出现的频率远远高于“幸福”。

当然,在战后的日本,极端幸福至上主义、享乐主义的社会心理已开始蔓延。它是与幸福否定论完全对立的。

尽管如此,至今还有许多日本人,在蒙受他人的好意时感到难以坦然接受。他们把他人的好意和得到的幸福视为“恩惠”,又认为这种“恩惠”必然带来沉重的负担。因此,他们在接受幸福的同时,感到被置于承受负担的烦恼和束缚之中。

太宰治在小說《人间失格》中,鲜明地描绘了日本人独有的这种可称为“幸福负重”的感情:

同一时期,我还受到银座某大咖啡馆女招待意想不到的恩惠。虽然仅仅一次,但拘于这一恩惠,我感到不安和恐惧,连身体都不敢动一动……

这种幸福反而是重荷的心境,令人感到其同古时的“幸福危险论”,尤其是《沙石集》中的“大恩危险论”是一脉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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