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 外语爱好者网站 >> 汉语教学 >> 社科管理 >> 正文

唱了三千年的民歌

作者:杨照    文章来源:看历史    更新时间:2017-3-19

重读《诗经》:唱了三千年的民歌
 经典都是用文字写成的。别小看这样一句听来像废话的话。先有语言,然后才有记录语言的文字,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模式。不过,中国历史显示了,这套模式不必然是通则,而有其例外。今天我们之所以还能够直接阅读两千多年前成书的《诗经》,正源自这份例外。中国的语言和文字,基本是分开的,中國的文字并不是为了记录语言而发明的。
  中文的独特系统
  中国文字的源头可以在大汶口文化的陶片上看到,然后到了殷商的甲骨文,出现初步成熟的系统。
  拿一片打磨整治好的牛肩胛骨或海龟腹甲,在背面先钻出不穿透的洞,然后用火在洞底下炙烤,过了一阵子,厚度差异产生不同程度的热胀冷缩效果,甲骨的表面就会“卜”的一声爆出裂痕来,这种做法因而就被取名为“卜”。卜的目的,是要从不规则的裂痕中解读出“谕示”讯息来,卜被古人视作超越世界里的祖先给予人世子孙提示、指引的沟通渠道。不是每个人都读得懂裂痕所代表的“祖先意见”,要由具备特殊身份与特殊能力的“卜人”来解读。
  如果说这种文字和语言有关系的话,那也是和神秘的超越语言,而不是和日常一般语言有所联结。符号明白地写在甲骨上,然而殷商时期,这些符号有没有读音、可不可以被念出来,我们并不知道。也就是说,这些甲骨文字很可能是单纯以视觉符号的形式存在,很可能类似今天“三太子扶乩”时在沙盘上所显现的,或师公作法拿毛笔画出来的“符仔”。
  不能因为这些符号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我们就理所当然地用后世的看法,把它们视为带有声音的意义。不是说它们一定没有,而是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它们有,在功能上,它们大可以没有相应的声音。
  并不是所有的符号都是声符,都有可以念出来的声音,甲骨文首先就是一套符号,一套古人用来记录“神秘意见”的符号。商人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发明了甲骨文,而且显然没有打算让很多人了解、运用这套符号。懂得这套符号,是份本事,更是一种特权身份。
  从对于早周文化(周人在今天陕西地区兴起时留下来的遗迹)的考古探索中,我们清楚发现了周人曾经试图要模仿甚至偷学商人的“卜”的技能。尤其在陕西岐山凤雏村的遗址中,发现了许多没有文字的甲骨,以及部分写得粗糙、歪歪扭扭的甲骨文。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民族对抗的关系中,周人为了提升自己的能力与地位,从商人那里承袭、挪用甚至偷取了制造青铜器、以甲骨占卜,还有用符号记录所谓“祖先意志”的方法。
  不过,周人有周人自己的风格与文化,和商人极其不同。所以这些在商人社会中充满鬼神意义的东西,进入周人社会后,就有了根本的改变。原先青铜器上有着神秘象征意义的复杂纹饰,到了周人手中就愈变愈简化,愈变愈线条化。
  同样地,甲骨文被周人运用后,也改变了其基本性格。周人更加看重的是文字的长久性,即文字可以抵抗时间,将讯息固定下来,长久地留存。在周人的手中,文字由记录、保存超越世界讯息的功能,转变为记录、保存人间的现世讯息。
  很可能就是在周人进行挪用、转化的过程中,才确定了文字和语言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周人采用了商人发明的符号,这套符号从来就不是要为语言服务的,却被周人用来记录、保留语言。和全世界绝大部分文字系统不一样,中国的文字不是表音的,文字符号上没有容易学的声音规律,因而如何建立文字和声音之间的对应关系,就成了一个巨大的文明课题。
  这是别的文明没有遇过,或者是没有解决过的大课题。就算有些古代文明也采用过非表音的文字符号,遭遇到语、文分离的困难,他们几乎都很快就放弃了原有的表意文字系统,改用更方便、更合理的表音文字。
  是的,从宏观的人类文明角度看,中国的非表音文字系统很不方便,甚至很不合理。就是因为那么不方便、那么不合理,所以中国文字成了独一无二的特例。
  这么不方便、这么不合理的文字,竟然能够成功地建立和语言的关系,竟然能够传留下来,不能不说是一项奇迹,也是一项历史的奇观。世界上其他文明陆陆续续都走上了表音文字的大道。表音文字最大的好处就在让文字和语言密切相连,甚至可以说让文字作为语言的衍生物,语言怎么说,文字就按照语言的声音怎么记。
  中文从来没有走这条容易的路。中国文字先有了自己的逻辑,和语言平行发展,到了公元前一千年左右,才转而让这套原本不是依照声符原理设计的文字,用来记录语言。
  于是中国文字和语言的相互关系,就和其他文明表音系统中的关系,大不相同。
  表音系统中,语言是主,文字在后面跟随、追摹语言。语言变化了,文字就跟着变化。因而文字被视为语言的不完美替代品,文字是复制的,语言才是真本、真品。但是在中国的系统中,却是文字地位高于语言,语言是暂时的,方生方死、方死方生,要靠文字才能取得定性,才能抵抗时间,不再变化,也不会倾颓磨灭。
  三千年前,中国人使用什么样的语言?他们从嘴巴里发出什么样的声音来表示“吃饭了没”这个意思?我们不知道。三千年前的中国语言,已经彻底消失了,无从还原。那样的声音,没有用任何形式传留下来,也没有留在文字里。
  但他们要表达的意思留下来了。而且他们表达意思的方式保存在文字中,一留留了几千年,一直到20世纪白话文兴起前,没有太大的变化。
  若司马迁于九泉之下,对两千年后的梁启超说话,两人绝对无法沟通,连猜都无从猜起。但是,让他们两个人用文字写下自己想讲的,那就一点问题都没有,除了极少数特别名词外,两人完全可以快速、直接、充分地沟通。
  周朝人如何唱歌
  我们不知道两千多年前的人怎么说话,然而因为有《诗经》,所以我们知道周朝的人怎么唱歌。
  《诗经》收录的内容,具备高度的歌唱性。《诗经》是中国文字和声音相结合的最早例子,不过不是和说话结合,而是和歌唱结合。歌唱的语言,比日常生活说话的语言来得简单,更要来得有规律、有规则,其中有许多重复,而且有明确的声音模式。
 《诗经》让我们知道周朝人如何唱歌。不过要小心,一来不能从《诗经》去推断周人如何说话,二来也不能从《诗经》去推断那个时代的人都这样唱歌。
  我们无法排除一种可能,说不定周人也曾产生过长篇的史诗。用有韵的语言编写重要故事,到处传唱,像古希腊荷马史诗那样。不过,即使周文化中產生过长篇史诗,也不会留传下来。因为他们所使用的这套文字,不方便追摹、记录长篇的声音,既不是表音的,符号又复杂难写。缺乏适当的记录工具,史诗那样的声音艺术,在中国是无从像在古希腊环境中那样保留下来的。
  这套不能记录史诗的文字,却还有办法应付四字一句、句子又不断重复的短歌。读《诗经》,让我了解中国文字系统如何尝试着去接近语言,如果没有经过这样的尝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这套文字系统能否在中国建立其主流、至高、唯一地位,还很难说。在与“歌”的接触中,当时的人们摸索出办法来,让文字至少能够部分地记录声音,并且建立起图像符号和声音之间的一些规律、原则。
  我们很容易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找到文字与声音间的这些基本关系,迫于功能上的需要,当时或稍后的中国人,很可能会去发明、尝试另外一种不一样的、表音性的文字,那么中国文明势必就彻底改观了。
  《诗经》之后,证明了这套本非为语言而设计的文字,虽然不方便、不好用,却毕竟还是可以用的。将就将就、妥协妥协,文字和语言就用这种方式联结了。
  熟读《诗经》的太子
  西汉刘向编了一本《说苑》,里面收录了许多过去的故事,在其中《奉使》篇,有一个关于魏文侯的故事。
  魏文侯的长子击,按照礼法应该被立为太子,但显然魏文侯不太喜欢击,在他还未成年时,就把他封到中山去,让他离开国都宫城。击到中山三年,都没有回到国都,也没有和父亲见面。击有一个幕客,叫赵仓唐,他对击说:“作人子的,三年间都没有跟父亲请安,这是不孝。作父亲的,三年都不探问儿子,这是不慈。你为什么要让这种不对的情况一直维持下去呢?你要不要派个使者去见父亲呢?”
  中山君击说:“我早想这样做,但能派谁去呢?”赵仓唐就自告奋勇担任使者,问击:“那你知不知道父亲喜欢什么?”击回答:“父亲喜欢北狗和晨凫。”赵仓唐于是带着北狗和晨凫前去见魏文侯。
  到了魏国王廷,赵仓唐谨慎地请门房传话,说大儿子击派了使者来,因为大夫们在上朝,不敢擅闯,能否请魏文侯得空时接见。又将晨凫送进厨房里,北狗则交给了负责管宠物的人。
  听了通报,魏文侯很高兴,原来儿子知道、记得他喜欢什么,于是就召见了赵仓唐。魏文侯问:“击好吗?”赵仓唐“唯唯”,意思是嗯嗯了两声。魏文侯又问:“击没有什么问题吧?”赵仓唐仍然“唯唯”。魏文侯觉得不对了,说:“对我问的问题,你怎么如此敷衍呢?”赵仓唐这才认真地说:“您已经将我的主人封为‘中山君’,却在我面前直呼他的名字,以是于礼我不能回答。”
  魏文侯吓了一跳,就换了口气,问:“中山君如何呢?”这时赵仓唐才正式回答:“我要来时,中山君送我到郊外,身体很好。”魏文侯再问:“中山君现在长得比我高了吗?”可见三年前击被封到中山时,年纪还很小。赵仓唐的回答是:“不敢和君侯相比,但如果将您的衣服赐给中山君,穿起来应该很合身”,用这种委婉的方式表示击已经长得跟魏文侯一般高大了。
  “中山君平常读什么书?”魏文侯问。赵仓唐回答:“他读《诗》。”魏文侯又问:“那他喜欢《诗经》中的哪几首诗呢?”赵仓唐显然有备而来,回答:“他喜欢《晨风》和《黍离》。”听了这答案,魏文侯就念起《晨风》:“鴥彼晨风,郁彼北林;未见君子,忧心钦钦;如何如何,忘我实多。”晨风中看到苍郁的森林,那经验虽美,却抚慰不了因为见不到你给我带来的烦忧,究竟发生什么事啊?怎么会把我都忘了!
  念了这几句诗,魏文侯感慨地说:“中山君以为我忘了他吗?”赵仓唐说:“不敢,但他常常想念您。”
  魏文侯接着又念出《黍离》诗句:“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因为心中有牵挂、挣扎,连走路都走不稳,了解我的人,知道是烦忧让我变这样,不了解我的人,还以为我有什么强烈的欲望。老天啊,竟然还有人这样误解我!
  念出诗来,魏文侯体会了诗的意思,就问赵仓唐:“中山君在怨我吗?”赵仓唐用完全同样的话应答:“不敢,但他常常想念您。”
  魏文侯于是将一套自己的衣服装好了,交给赵仓唐带回去给中山君,还特别交代:要在天亮鸡鸣之前送到。赵仓唐照做了,中山君受赐拜领,打开一看,发现下身的裳放在上面,上身的衣反而放在底下,中山君立时说:“为我备车,我要进国都去见我父亲了。我的君侯召见我。”
  赵仓唐吓了一跳,连忙提醒:“君侯没说要你去啊!我离开时他只是给了我这套赏赐的衣服而已。”中山君解释:“父亲给我衣服,不是为了给我御寒,这是他用委婉、间接的方式要我进城见他。把衣裳颠倒放,要你鸡鸣前拿来给我,用的是《诗》里的句子:东方未明,颠倒衣裳;颠之倒之,自公召之。”
  中山君入国都,魏文侯大喜,摆出宴席来,
  接着就将击立为太子。
  贵族的基本教材
  《说苑·奉使》中的这段故事,让我们明白了“《诗》之教”在东周产生的具体效果。拥有贵族身份的人,都必须读《诗》,对于《诗经》中的句子倒背如流,于是这些诗句就成了他们之间沟通的一套coded language(密码语言),让贵族间能够借以表达不方便或不适合直接说出的意思。尤其是在封建制度中,有着很严密的上下次序,为了维持层级尊卑,必定付出的代价就是人和人之间不能有什么说什么,高兴说什么就说什么。由《诗经》句子构成的这套符码语言,因而格外重要、格外有用。
  进一步,到了春秋之后愈来愈复杂的列国关系中,这套符码语言自然地被延伸运用在外交上。当时封建礼法不像西周时那么井然稳固,开始逐渐崩坏,不过仍然对一般贵族行为有着高度约束力,不可能像战国之后那样赤裸裸地显示“力”与“利”的追逐对抗,如此而张出一片外交空间来。
较弱的国家,还能够靠着巧妙运用封建礼法来阻挡强国的侵夺;另一面,有野心的大国,也必须利用封建纽带关系来发展联盟,拓展自己的势力。
  涉身外交折冲的人,都受过传统贵族教育,于是就可以运用《诗经》中的种种典故,在保持禮仪的情况下,暗中角力或暗中拉拢。在这上面,《尚书》或《易经》有时也会被援引利用,但其范围及频率,都远远不及《诗经》。
  如果没有对于《诗经》内容的共同熟悉,那么绝大部分的外交辞令就无用武之地了。如果魏文侯不是熟记《晨风》《黍离》,当下有感,那么赵仓唐的奉使策略就注定失败了。如果中山君击不是熟记《东方未明》这首诗里的句子,那他就通不过魏文侯的考验,会以为爸爸就只是送他一套衣服而已。

[1] [2] 下一页

诗经中的句子
诗经中的情人节
《诗经》句子仍在使用
《诗经》里的爱情观
余光中民歌赏析

唱了三千年的民歌:http://www.ryedu.net/kjwy/gli/201703/54849.html
  • 上一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