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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美与留日

作者:黄小凡    文章来源:看历史    更新时间:2017-3-19

留美与留日:两种道路,两种人生
曾做过蒋介石高级顾问的陶希圣,是一位北大毕业生。他1922年在北大法科毕业后,先到安徽省立法政专门学校当老师,1924年又到商务印书馆当编辑。当时,他对自己的待遇颇为不满:
  “像我这样,北京大学毕业而有教书经历,月薪八十元,用的是三尺长、一尺半宽的小桌子,坐一条硬板凳。桌上的墨水是工友用开水壶式的大壶分注到若干个小磁盂中,一人一磁盂。若是日本明治大学一类学校毕业回国的人,月薪一百二十元,桌子长到三尺半,宽到二尺,也是硬板凳。如果是日本帝国大学毕业,月薪可到一百五十元,桌子长到四尺,宽到二尺半,藤椅一把。桌上有水晶红蓝墨水瓶,另加一个五格的木架子。若是欧美一般大学毕业回国的留学生,月薪达二百元,桌椅同于日本帝国大学。如果是英国牛津、剑桥,美国耶鲁、哈佛,那就是各部主任,待遇顶了天,月薪二百五十元,桌子上有拉上拉下的盖,除自己坐藤椅外,还有一个硬凳子,给访客坐。”
  他这段回忆非常形象。1924年的情形和现在差不多:海归比“土鳖”更吃香,而在海归中,名牌大学更吃香。陶希圣还区分了留日与留美(英)学生待遇的不同。在1924年就注意到这一点,证明陶先生有相当深刻的洞察力。事实上,在20世纪的前30年,留日与留美,虽然都是出国留学,却几乎是两种道路,两种人生。
  留美:从幼童到庚款
  中国留美幼童指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派留学生。公元1872年到1875年间,由容闳倡议,在曾国藩、李鸿章的支持下,清政府先后派出四批共一百二十名学生赴美国留学。
  这批学生出洋时的平均年龄只有十二岁,现在有些父母在孩子读高中时就送其到国外读书,而留美幼童的年龄比这还要小。他们身穿缎袍、拖着长辫,一上街,就会有一群美国小孩子跟在后面围观,有的还高喊“中国女孩子”,让这些中国幼童非常难堪,有的急得直哭。根据协议,这些孩子到美国后先是住到房东家里,学习英语和美国生活方式。女主人出于爱怜,常常见面就抱起来亲他们的脸颊,这些幼童个个满脸通红,不知所措。礼拜天房主人带他们去教堂,他们想拒绝又不好张口,只好偷偷地溜走,因为清廷明确规定他们不许信仰基督教。这自然破坏了他们和房主人的友好感情。
  美国方面对这批少年留学生非常重视,大作家马克·吐温宣称是他们的朋友,而时任美国总统的格兰特也接见了他们。尽管开始的生活非常艰难,这群孩子还是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到1880年,共有50多名幼童进入美国的大学学习,其中22名进入耶鲁大学,8名进入麻省理工学院,3名进入哥伦比亚大学,1名进入哈佛大学。回国后,这批留美幼童后来分散到政界、军界、实业界、知识界等各个领域。在他们中,有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开滦煤矿矿冶工程师吴仰曾、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清华大学校长唐国安、民初国务总理唐绍仪、清末交通总长梁敦彦,皆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知名人物。
  尽管留美幼童政策很快就终止了,但这却是中国官派留学的开始。当时选拔出来的孩子,大多数都是广东子弟,有一部分来自福建、浙江和江苏的沿海。这些幼童的家庭背景耐人寻味:他们的家人不仅知道外国的存在,也愿意把孩子送出去;而那些家境特别好的家庭,往往不愿意把孩子送到西洋受苦。因此,留美幼童多是沿海普通、甚至贫穷家庭出身,这和后来的留学生颇为不同。
  1900年,也就是光绪二十六年,北京爆发了“庚子之乱”。当时,几十万号称“刀枪不入”的义和团入京围攻各国使馆,清廷也向诸国际列强同时宣战。不久后,八国联军攻占了北京,慈禧太后弃都而逃。1901年,李鸿章被迫与各国签订了耻辱的“辛丑条约”,同意向十四国赔偿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分三十九年付清。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庚子赔款”。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授权罗斯福总统退还中国“庚子赔款”中超出美方实际损失的部分,用这笔钱帮助中国办学,并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双方协议,创办清华学堂,且自1909年起,中國每年可向美国派遣100名留学生,这就是后来庚款留美学生的由来。欧洲各国都效仿美国,也拿出一笔款项来资助中国的教育,因此,从1909年开始,中国再一次掀起了留学欧美的潮流。
  1909年、1910年和1911年,清廷在北京三次向全国招考庚款留学生。当时对考生的要求除了通晓国文、英文外,还须“身体强健,性情纯正,相貌完全,身家清白”。第一次招考是1909年8月举行的,有630人应考。先是初试,考国文、英文和本国史地,取68人;再复试,分别考物理、化学、博物、代数、几何、三角、外国历史和外国地理诸科。和留美幼童相比,这是非常严格的选拔性考试,就其所考知识面来说,并不亚于现在的高考。招考一共进行了七八天,最后录取了47人,另外加上三名官二代,凑够了50人。第一批庚款留学生中,就有后来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
  1910年8月,又举行了第二次招考,这次有400多人应考,最后录取了70人,胡适就在这一批留学生中,他当年考了个第55名。当时,他虽然年纪轻轻,但已经在上海当过小学教员了。同榜中还有后来的语言学家赵元任、气象学家竺可桢等。到1911年,又招考了第三批、也是最后一批庚款留美学生,一共有63人。后来,清华学堂成立,专门培养赴美留学的预科生,首届毕业生中有金岳霖、侯德榜、叶企孙、杨石先、汤用彤、吴宓等人,后来也都成为各自学科的佼佼者。
  和留美幼童相比,庚款留学生更为成熟,他们到美国,直接入读一流大学,不少读到了硕士、博士。到1917年,这些人开始大批回国,到北大、清华等大学任教,直接促进了中国高等教育的跨越式发展。到30年代,北大、清华、南开、复旦等大学都有了国际知名度,和这批人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留日:甲午战争后的狂飙
  相比于留美,留日的潮流要晚一些。中国最早正式从国内派遣留日学生又是始于何时呢?现在国内外的研究学者基本认为是1897年,其人物则当属杭州蚕学馆的嵇侃和汪有龄。而二人中,嵇侃早于汪有龄一个月到达日本学习。浙江留日学生1903年创办于东京的《浙江潮》第7期曾载文:“……至若吾浙江者,岁丁酉已有官派学生嵇君侃、汪有龄二人到东学蚕业……嵇君是为中国官派学生至日本之滥觞。”由此可见,称嵇侃为近代中国最早的官费留日学生是确切无疑的。
尽管从1840年开始,中国面对西方列强屡战屡败,但不论是政府还是百姓,只承认中国落后于西方,而不把日本放在眼里。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和中国一起成为西方世界的学生,但在1894到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蕞尔小国”的日本让自诩为天朝上国的清王朝以完败告终,割地赔款,受尽屈辱。痛定思痛之后,清政府也意识到再闭关自守将亡国灭种,加上西学东渐之风已经势不可遏,而日本与中国地理相近、人文相亲,于是留学日本成为一时潮流,去日本的轮船常常爆满。此时的中日交往成为继隋唐之后的又一个鼎盛时期,到1906年,留日学生已近万人。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很多省在日本都有同乡会,甚至办有刊物。包括云南、甘肃这些在现在看来属于西部的省份,当时在日本都有老乡会组织,足以看出赴日留学人数之多。日本政府对清朝派人留学持开放态度,一方面,这满足了日本人的民族自豪感,另一方面,日本政治精英对中国有着长期的野心,他们认为,如果有大批懂日本的中国人存在,有利于将来日本在中国攫取利益。因此,即使很多留学生在日本卷入政治,呼吁革命,成立政党,日本当局也是睁只眼闭只眼。留学生的增加,还催生了各种语言学校的兴起,很多留学生都是先进一所日语速成学校,然后再转入正规学校就读。当然,也有很多人吊儿郎当,在日本滞留起来,过着腐朽的生活。
  对中国人来说,大规模到日本留学,有两个现实的原因。一是汉语与日语相近,即使不懂日语,到日本也可以生活。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他一句日语都不会说,但是却可以用笔接受日本记者的采访。二是到日本留学,比到美国便宜很多,只需要從上海买一张船票即可。江浙一带的中产家庭,比如绍兴周树人一家,可以供两个孩子到日本读书;四川乐山的地主家庭,供养一个郭沫若也问题不大。除了官费之外,甚至有不少人采用自费留学的方式前往日本,逢年过节,还可以买船票回来探亲。相比之下,赴美留学的人就更寂寞,长时间远离家乡,只能刻苦攻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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