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教育与研究的危机

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每一种语言都是方言，每一种语言又都趋于全球通用。

语言即信仰、即福祉、即生产力、即殖民力。但语言又必须口水化、春秋笔法、经得起折腾、受得了折磨。

汉语是人类文明史上最重要的奇迹之一。在数千年的文明演进史里，它虚拟生活并表达了一个民族对生活的理想，艰苦、卑污的生存状态经汉语的光照呈现审美和向善的底色。它有教无类，化育八方，穿越了足够久远的时空，给规模足够庞大的人类基因种群以生命的归宿和信仰。它安慰了东方大地上的人民和国家。

今天，最好的汉学研究不在中国，而是在日本；把汉学传统发扬光大也不在中国，而是在韩国；最好的汉史学家也不在中国，而是在美国。

当代汉语缺乏顶尖的学问来提升，中国人的汉语表达能力也在退化。在国外，有3000万人学习汉语，有100多个国家的2300所大学开设了汉语课程；与此同时，复旦大学的中国学生在汉语言文字比赛中败给了留学生，参加三年前广东高考的1万考生在文言文翻译、10万考生在造句题上都得零分。

当汉语踌躇满志地出门远行之时，我们是否打算让英语来替我们看守家门？
            　
  　三年前，北京高考作文题目是《说“安”》，在许多人赞扬这个题目出得好并往“和谐社会”的大帽子上靠时，也有来自编辑家不同的声音出现。一位多年从事编辑出版的人士说，“安”是个词素，不是词，词素只有与另一个词素组合起来才有意义，比如“安全”、“安定”等等。他愤愤地说，说“安”我还可以说成是“安全套”啊。
    难道不是汉语教育出了问题？复旦大学的一次汉语比赛上，让外国留学生拿了冠军，这只能说明，人家在某种程度上比我们更精通汉语。这把中国人惹急了，可那是你自己不争气。
     面对这一汉语教育与研究的危机，中国人不是没考虑过。三年前中国首次进行了“国家职业汉语能力测试”，虽然，这仅仅是为求职而设立的一个证书。汉语不过关，将会找不到工作。反过来想，要是没有那么多汉语不过关的人，又何必多此一举呢？
     中国人找工作还要汉语技能考核，只能说明，在学校所受的教育出问题了。
     曾经有这样一件事，一个知识分子家庭要求自己孩子在家里只允许用英语交流，有一次客人来访，孩子用汉语说了句“吃饭了”，结果遭到父亲一记耳光。孩子因说汉语而获罪。最绝的是，客人回家后还以此为榜样：“看看别人的孩子是怎么学英语的？”
     幼儿园都快成双语了，从中学就开始重视数理化，到大学就搞专业了。汉语教育越来越弱势。除非你大学进了中文系，但毕业找工作是个问题。许多人都抱有同样的看法：汉语还需要学，这辈子不都在说吗？甚至于中文系的学生自己也同样认为，大学中文系学不了什么新东西？
     正是基于对汉语的优越感，才使中国人的汉语水平日渐滑坡。学者薛涌去美国学习之前，曾经想当然地认为，对于中国研究，美国学者肯定比中国学者占有的资料少，他们的长处应该是理论上的。但他随后就发现错了，美国人占有的资料远远超过了中国人的想象。
     最好的汉学研究不在中国，而是在日本；把汉学传统发扬光大也不在中国，而是在韩国；最好的汉史学家也不在中国，而是在美国。汉语言的版图重心正在漂移。

　汉语之危机
            　

　　　中国人从未想过向汉语说道歉，也没有什么负罪感。对汉语的认识上，也有三派观点：一派认为，汉语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语言，这是汉语优势论；一派认为，汉语不如其他民族语言，这是汉语劣势论；一派认为，汉语与其他语言各有优劣，这是汉语中庸论。
    学者毛喻原是汉语劣势论者，他著文《论汉语的险境和诡谬》，称“如果不改变汉语精神意旨的方向，不变换它思想语用的策略，不替换它生物位格的定势，那么，它的结局注定是悲惨的”。他认为这种悲惨在于：仅在汉文化的生活圈子内，它才可能成为一种大语种；而就世界文化传统的大范围而言，它最多只能算作是一种标准的少数民族语言。
    而大部分人都只是混混沌沌，用世俗的方式过日子说话去。或者，干脆把汉语作为一门“游戏”，文字游戏、网络游戏、语言暴力皆这样产生而来。从不会说话到有话不好好说，一个人一辈子的光阴就过去了三分之一。专栏作家伊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说都不会话了》，痛数当今话语恶俗病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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