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亚东干族文学及其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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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孟长勇 文章来源：《外语教学》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8-4-4 15:04:43  |
摘要： 首先考察中亚东干民族形成的历史；重点分析东干文学的产生、发展，口传文学与书面文学的不同形态和特点；特别阐述东干文学对中国汉文化的继承及渊源关系；扫描中亚、中国对东干文学研究的概况。提醒人们关注东干文学的发展，维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
关键词： 中亚； 东干族； 文学； 中国； 文化传统； 关系
中图分类号： I712.07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544(2008)02-0072-04
Abstract:Beginning with the history of Tonggan Nationality of Central Asia, the article mainly focuses on the birth and development of Tonggan Nationality literature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in both written and spoken forms. The writer particularly states its ties with Chinese literature and displays the present trend in the study of the Tonggan Nationality literature, drawing researchers’ attention to the issue so that a global variety of culture is kept.
Key words:Central Asia; Tonggan Nationality; literature; China; cultural tradition; relationship
一、 中亚东干民族的形成
中亚东干族是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民族。
中国的清末，1862年太平军攻打西安，长期受欺压的陕西回民揭竿而起，在渭南、大荔发动反清起义。不久，烽火燃遍关中，继而，甘肃、宁夏回民也举事呼应。1867年，清廷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先秦后陇攻打义军。1872年，陕甘义军遭重创西走新疆，左宗棠仍追杀不止。回军首领白彦虎下令冒死翻越冰封雪山，妇孺失足冻饿而死者难计其数。1887年腊月27日，白彦虎部终于出境流亡至沙俄七河省托克马克镇。陕西回民离陕时20多万，此时仅剩3314人。白彦虎拜见当地首领，讲述回民军遭遇。首领知这些“难民”来自“东岸子”（陕西方言，意“远方的东边”），便称其“东干”（Дунганц，关中方言“东岸子”的对音）。首领十分同情回民处境，允准其留居楚河以北卡拉库努斯（哈语黑甲虫，回民称“营盘”，此处距唐朝李白出生地托克马克9公里）。从此，当地人称他们“东干人”。1924年，苏联进行民族识别和划界，这个回民群落登记为“东干族”(虽然他们自称“老回回”、“中原人”)。
中亚东干族非常虔诚地保护陕甘方言，无比珍惜自己的乡音，多年来，硬是靠口耳相传完好地保存了陕甘方言的音、韵、调，保存了近代汉语的词汇，使东干语成为漂浮在俄语和中亚突厥语大海中的汉语孤岛，也成为东干人思念故乡的感情寄托，这种现象在海外移民史上十分罕见。另一方面，这个特殊的民族群落由于远离祖国，与故土文化断绝，长期生活在曾经陌生的游牧民族中，原来使用的汉字很快失传，所以，在1928年，东干第一批知识分子创制了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东干语字母表”（未广泛推行）。1932年，又改用以拉丁文字母拼写东干文。自此，东干人有了自己的文字。1954年，又确定改为以斯拉夫字母拼写（即以俄语字母拼注“老陕音”）。与此同时，以这种形式出版了大量课本，刊行了多种报纸、书籍，一直沿用至今。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文化观念的载体和传播工具，东干语是中亚东干人的第一特征，更是东干民族成员间强有力的粘合剂。
东干族这个极具个性的民族，在中亚艰苦创业，生生不息。东干族早期领袖马三成，积极参加十月革命，国内战争时任“东干骑兵团”团长，屡建奇功，1921年被选为共产国际代表，受列宁单独接见，1932年担任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副主席。东干族发展到今天，人口已达12万，聚居地跨中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成为中亚130多个民族中非常重要的少数民族。
二、 东干族文学的发展
东干族虽然只有130年的历史，但东干族文化的内涵却十分丰富。尤其东干文学，是东干文化中最生动、最形象、最富于情感和艺术魅力的，无疑是东干民族精神的结晶。
东干文学可分为民间文学（口传文学）和作家文学（书面语文学）两部分。从民间文学的内容和形式看，它集中反映了东干文化对中国西北地区传统文化的继承。因为东干先民迁徙中亚后，他们将自己在中国西北地区生活时耳濡目染并熟悉喜爱的中国民间文学带入中亚。这些曾广为流传的民间文学有些是回回的古今故事，更多的则是汉族民间传说和故事。按东干学者的分法，东干口传文学的形式较为多样，包括神话、古今（故事）、曲子、口歌儿（谚语、歇后语、格言、俗语、绕口令）、猜话（谜语）、口溜儿（顺口溜）等。内容涵盖中国民间传说（如孟姜女哭长城传说）、民间故事（三国故事、唐僧取经故事）、神话、歌谣、俗语等上下几千年、古今中外事，非常丰富。这些非物质文化在东干先民目不识丁、缺乏文字传承的境况下，硬是靠落难不失志、固守文化传统的口口相传、或说书人的集中表演，而将丰富的民间宝藏一代代传下来。如情歌《五哥牧羊》、道德歌《五劝人心》、小百科《珍珠倒卷帘》（又叫《十二个月》）、诉苦歌《南巧担水》、《一对牛》等，都尊崇农业经济方式、儒家和伊斯兰教传统。这些口头文学作品集中表现了东干人最朴素、本质的民族情感以及深刻、凝固的民族心理，是东干文学、中亚回族文化最早、最本质的原生态作品。从20世纪30年代起，东干学者们着手进行东干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吉尔吉斯Х·尤素罗夫与哈萨克斯坦В·沙赫马托夫一起，出版了第一个俄文版的《东干神话》（阿拉木图，1946）。以后，Х·尤素罗夫整理出版了《回族故事》（伏龙芝，1959）、《回族口传文学的样本》（伏龙芝，1960）、《抒情曲子》（伏龙芝，1961）。东干学者М·哈桑诺夫出版了《苏联回族民间曲子》（1961），Ю·杨善新首先发表了500多条谚语及俗语(1960)，尤素罗夫和哈桑诺夫整理公布了约200条谚语、俗语（1960，1964）。哈桑诺夫和优苏波夫合作出版了《东干民间神话传说》（1977），Р·尤素罗娃出版了东干文《回族的口溜儿、口歌、格言和谜语》（伏龙芝，1984）。
东干民间文学（口传文学）产生于东干族诞生的19世纪末，发展、成型、集中整理于20世纪中叶。它是东干族童年时期的作品，与中国文化有密不可分的渊源关系。东干先民初入俄境时3批共6000余人（白彦虎部是其中一批），分散居住在相隔千里的土地上。这个流落群体忧患意识强，深怕漂泊离散的历史悲剧重演，因而，关于白彦虎、马大人、大师傅的故事，关于西北回民流亡的传说，都被演绎、充实到东干民间文学中。另外，适当注入阿拉伯文化元素，如将唐僧西天取佛经改造成往阿拉伯取《古兰经》等，这是对原中国传说进行伊斯兰化改造，以利在信奉伊斯兰教的东干族及其他民族中流传。
十月革命前，由于东干族历史较短，尚无书面文字，所以一直没有出现书面文学创作。1932年，第一批东干知识分子用拉丁字母拼写陕甘话，创造了东干文，随即《东方火星报》问世，亚瑟儿·十娃子等在该报发表用本民族文字创作的文学作品，反映东干人的思想和生活。《东方火星报》的创刊，标志着东干书面语文学诞生。
东干书面文学初创时期（从书面文学产生到苏联卫国战争前），基本是以诗歌为先导。控诉旧时代，歌颂苏维埃，反映中亚社会和民族情感的变化。这个时期，东干书面语不完善，俄语句式和借词、新词引入较多，以致文学作品的口语化现象明显。卫国战争始，东干书面文学进入发展成熟期，创作体裁除诗歌外，出现了不少小说、散文。发表的刊物增加了《十月的旗》（1957），以及专发东干作家作品的《青苗》。进入这一时期，战争与和平、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题材占主导。卫国战争后则从多方面赞美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劳动热情。东干书面文学强化了民族自我意识和个性，呼唤人的尊严和价值，开始对人生命运进行理性思考。鉴于书面文学仍注意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注意表现人民性以及人们对新生活的向往，因而，在汲取民间营养过程中，语言表现仍趋于直白和朴拙，甚至直接引用口歌或口溜儿来表现。如М·伊玛佐夫小说《活到老，经不了》，直接以一句口歌为标题。还有十娃子的《长城》剧，包含口溜儿“养儿养成房，养女养陪房”的传统观念。《话有三说》也引用了谚语，“话有三说，我听过，/巧得微妙。也会伤心，叫人哭，/也会叫笑”将谚语的隐含义引出来。
东干书面文学形成后，出现了不少诗人、作家，他们在中亚乃至整个苏联都有影响。其中东干书面文学的奠基人亚瑟儿·十娃子（1906—1988）就是杰出的代表，他曾两次被授予“苏联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是苏联科学院院士，被誉为“吉尔吉斯文化功勋活动家”、“吉尔吉斯人民诗人”、“东干文化之父”。十娃子精通东干语、俄语、吉尔吉斯语。一生出版的诗集、文集达40余部。1930年大学毕业后被任命为伏龙芝东干学校校长。1934年帮助创制、完善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东干文。他热爱中国，1937年用东干文创作了许多诗歌，诗集就命名为《中国》。其中《我爱唱的》、《上海的买卖》、《细溜儿花》、《给妈妈的信》、《送丈夫——中国的红军歌》、《真钢》、《血路》、《活睡梦》（组诗）、《长城》（舞台剧）等如泣如诉，情感汪洋恣肆、态度深切真挚，勾画出一群飘泊异乡、感念亲娘的海外游子的心象。另外，《大碗上的铭文》、《我的新家》、《中国风光》、《在亲家》、《淡蓝色的河》、《我播种喜悦》等还被翻译成英文、法文和中文，流传极广。1938年中国诗人萧三访问苏联吉尔吉斯，在十娃子家中作过客。1946年，他当选吉尔吉斯斯坦作家协会主席。1957年春，十娃子作为苏联作家代表团成员访问中国，先参加新疆作协成立大会，遇老舍力邀，后赴京访问。在京有幸见到周总理以及作家茅盾、郭沫若，还被老舍、萧三邀至家中作客。后来，诗人专门写过《你也唱过——给萧三》。十娃子在自己的诗里，多次把中国称为“母亲”，把中国人民称为“兄弟”、“姊妹”，对中国一往情深。比如他的《新华的声》① “这个巧声我上劲，就像母亲。/在我跟前说着呢，我听得真。/这是新华（即新华社）说着呢，——北京的声。/它说的是陕西的，解放高兴。/我没见过西安府——我爷的城。/我爷肯唱我记得，他的哭声。/我父亲也爱记想，陕西西安。/可是我没见过它，我生得远。/我没记想过陕西，就像父亲/也没唱过西安府，——我爷的城。/可是它到我上亲，连血一般。/四季它在心里呢，不叫心闲。/毛（即毛泽东——笔者注）把陕西解放哩，四川、西藏。/把全东方照亮哩，就像太阳。/西安今儿才高兴哩，——我爷的城。/高兴声我听见了，——新华的声。”诗中对陕西解放的喜悦，对陕西故土的思念，对毛泽东领导革命的赞美，对新华社声音的讴歌，无不透发出东干人对中国的挚爱和向往。
再如诗人《给陕西的信》：“我想睡在渭河边，脚手伸长；/星星月亮和太阳，把我照上。/在我心里总指望，不断来往；/两边回汉兄弟们，地久天长。” 表现强烈的寻根意识和对陕西的眷恋。同时，诗人在对东干根据地的讴歌之作《营盘》中表示，“德国柏林广场上，我也浪过，/它没有营盘的草场软和。/我在罗马花园里，听交响乐，/营盘田间的声音，不离耳朵”。《歌唱你，营盘》中“我把营盘来唱呢，出了名的马三成；/民族之间团结紧，兄弟姊妹带文明。/我把营盘来唱呢，五更里的亮明星；/众人心里亮堂了，营盘乡庄好前程”。诗作歌颂了东干人创造团结、追求文明的进取气象。
吉尔吉斯国家科学院东干研究所所长伊玛佐夫博士，也是一位著名的作家。上大学时他就在《十月的旗》、吉尔吉斯杂志《小花》上发表作品。其创作有诗集《亮明星》，故事集《小燕子》、《狗鱼》，中短篇小说《两栖动物》、《鸭子嘴》，散文《燕鸡儿》，还出版了文学传记《亚瑟儿·十娃子生活与创作》（1996），《阿里·阿布都》（1997）。他的作品寓教于乐，广泛反映东干人生活，擅长刻画人物性格，尤其注意对典型形象的塑造。伊玛佐夫还曾经评价，东干族文学界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著名诗人十娃子、著名小说家阿里·阿布都②（主要作品有《为娘的心》、《哈里玛》、《血脉相通》等）。
楚河旁新渠乡庄的东干诗人大吴·索阿訇，创作《给母亲》“我信服您，母亲呵！您的心软/百年以前我走呢，离您太远。/那会把我没护住，没法阻档/出了陕西可怜地，离了家乡。/满清给的太大苦，光阴难缠。/娃哭女喊出了关，面朝西边。/去到那里您没说，出了西门。/天山北面住下了，有了平安。/……/想见母亲，想见中国，黄河长江。/在满高头享福呢，天鹅一样。/想请我的弟兄们，团结一心。/想请我的姊妹们，非常刚强。/一个把一个痛爱的，靠住亲娘”。③ 大吴·索阿訇其诗追溯东干历史，表达对陕西、中国的思念和祝福。
出生在哨葫芦乡的阿以舍·满素洛娃，她是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台东干语播音员，有名的女诗人。1987年，她和十娃子、白掌柜的共同出版了《遇面》一书。还有营盘的黑牙子·兰阿訇诺夫出了几本文集，收录了许多谚语。如，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不怕人老，但怕心老；不怕村里没有人，但怕村里没出人；不怕慢，但怕站；装下的不像，磨下的不亮；吃饭拣大碗，做活撒懒干；心里没冷病，不怕吃西瓜，等等。这些口传文学作品明显蕴含着中华陕甘文化的模式和习惯，表达了浓郁的华夏民族情感。
在对东干书面文学进行理论批评和研究方面，Φ·马凯耶娃、伊·十四儿等都推出了专著，很有建树。Φ·马凯耶娃是语文学副博士，楚河大学语文系教授。她出版的《春天的歌手》（伏龙芝，1967）、《亚瑟儿·十娃子的创作》（伏龙芝，1972）都是评论十娃子作品并评价他对东干文学发展贡献的专著。后来，她又出版《东干苏维埃文学的建立和发展》（伏龙芝，1984），全面阐述东干文学的创立、发展，以及重要作家创作的突出特点。《阿布都·阿里·尔撒佐维奇》（比什凯克，1997）一书，对阿布都的创作进行全面分析，道出评论家的真知灼见。青年诗人伊·十四儿出版了评论著作《50～70年代东干散文中的新人形象》（伏龙芝，1988），第一次对东干散文中的人物形象作出中肯、系统的评价。
三、 东干文学对中国汉文化的继承
有人说，中亚是欧亚大陆的“白菜心儿”，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这里虽人口不多，但却汇聚了北半球几乎所有的民族和人种。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位居中亚，与中国西北地区毗邻，有一定地缘、资源、政治优势，因此，中国十分重视发展与中亚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中、哈、吉、乌等国高层有较多互访和会晤。
哈萨克斯坦人民委员会常委、东干协会主席安·胡赛数次率团祭拜黄帝陵，到陕西认祖归宗，与陕西展开文化、教育、经济等方面的交流，主要目的就是要找到东干人的根、东干文化的源，表达12万东干人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和向往，促进东干民族的繁荣富强。对中国的情感归属，东干人更多地表现于对故乡先人的深深眷恋。“东干人之父”白彦虎弥留之际说：“你们一定要回去，我们老爷的肚带子在那边呢。” “以后回到西安，在西门的门环上敲三下，说声回来了，就是我回来了。” “东干文化之父”——亚瑟儿·十娃子，其作品处处透发对中华文化的高度认同和由衷向往，透发出与陕甘文化的血肉联系及对其尊崇敬仰。东干人一代一代总把陕西叫“我爷的省”，把陕西汉人叫“老舅家人”。他们一生有两大心愿，一是到麦加朝觐，二是回陕西省亲。
东干文学的发展，时时表现出独具的民族文化特色，尤其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在东干文学的初创期，口传文学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地道的中国清代陕甘民间文学的风格和韵味。一方面是回众和民间艺人对流亡迁徙前耳濡目染的西北民间作品的传唱，另一方面，也有定居中亚后完全新编新作的。传唱中国民间作品者，多是东干族第一代。他们是幸免活下来的受难者，意志坚强，极有韧性，对自己的文化之根执着固守，是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传播者（其口传作品多是中国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如“牛郎织女”、“白蛇传”、“姜子牙钓鱼”、“王祥卧冰”、“霸王别姬”、“桃园三结义”、“三英战吕布”、“过五关斩六将”、“火烧赤壁”、“水泊梁山”、“薛平贵征东”、“王宝钏守寒窑”等）。而稍后的第二代，虽然长于新的中亚环境，但第一代所传承、训育的文化理念，强有力的民族凝聚力，使这一代仍受中国民间文化的熏陶。在新的生产方式尚未确立，仍以种植业为主，传统儒家和伊斯兰道德观、价值观深植东干人心中的时代，这第二代只有将原中国故事显影、放大，对传统绝无大的超越。可以说，这一代之后是在用异国的音符唱故乡的歌。
到了东干书面文学产生、发展时期，东干文字创制，东干报刊问世，东干作家群体产生，于是东干文学得以丰富发展。传统民间文学仍有市场，但更增加了对民族历史、先辈、故乡的怀念，以及描写东干人的现实生活，歌颂领袖，歌颂各族人民友情，控诉旧时代苦难，抨击旧观念的内容。不过从总的情况看，东干人的生活、传统和创造，一直是描写的重要内容，爱国主义题材所占比例很大。
东干书面文学仍像口传文学一样，具有较典型的中国农民的土地崇拜心理，以及以农业经济为土壤的儒家伦理观。比如“千买卖万买卖，不如地里翻土块”、“世上七十二行，庄稼汉为强” 。对于朴素的道德价值，强调坚持、执守。小说《俩妯娌》，围绕对老头儿生前之“孝”、故去之“悌”，展开维持家庭伦理标准——“和”的观念演绎。还有对故土之亲、民族之尊、祖国之念的表白，更使人读出东干文学中深层的中国情结，强烈的民族意识，执着的“寻根”信念。
东干语文所以引起许多学者关注，就因为东干人既保留了晚清时前辈的语音,又成功地用别的字母体系拼写中国陕甘话，使东干口语成为近代汉语的“活化石”，而书面语也算百年前陕甘方言的变体。目前，东干语是世界上唯一用字母拼写中国话成功的文字。当然,东干文学更对保留近代中国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其表现的族群认同及西北民俗比现今陕甘地区更为强烈、更具原生风貌。
故乡情、民族情是爱国主义的基础，东干族文学形成的历史就是东干人热恋故乡、向往中国的具体写照和证明。东干族是海外华人群体中保存发扬中华文化最完整的典型。他们对家乡、对民族、对中国文化具有强烈特殊的亲和感和认同感。同时，移居中亚后，特殊的生存空间及人文发展环境，成就了东干文学的特殊品格。
四、 中亚、中国的东干文学研究
东干族属中亚的少数民族，但民族精神强，地位较高。虽然哈、吉、乌三国独立时间不长，但对东干文学的专门研究却有一定成绩。如果算上三国独立之前的苏联时期，那对东干文学的研究就更早一些。十月革命后，苏联政府注意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东干有了自己的知识分子。30年代，设立了伏龙芝、阿拉木图东干研究中心。稍后，莫斯科、列宁格勒也有了苏联科学院专设的东方学研究所，其中东干学是作为东方学的一个分支开展研究的。特别是到了1954年，吉尔吉斯科学院设立东干学部，哈萨克斯坦设立维吾尔学部。当时著名的东干学者就有吉尔吉斯科学院通讯院士亚瑟儿·十娃子、杨善新，以及后来的伊玛佐夫等。他们都是出身于东干族的著名学者。另外，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李福清（曾获中国语言文化友谊奖），不但对汉学研究成果斐然，而且对东干口头文学研究也卓有成效。著名学者龙果夫依据东干语写成汉语语法学著作，对东干民间文学也有一定研究。中亚三国的东干族学者，苏联时期就撰写、出版过一些研究东干文学、文化的著作（如М·苏三洛《吉尔吉斯和哈萨克斯坦东干族人民文化的发展》、《中亚东干人的历史与文化》、《东干族文学史纲》、《新文学对东干族文化发展的意义》，Х·尤素洛夫《东干人的民间习俗与民歌》，Ю·杨善新《东干族民间口歌猜话》，同时还编辑出版了一些杂志、报纸，作为阵地，在探讨东干文学的同时，着意宣传和弘扬了中国文化。
在阿拉木图、比什凯克、塔什干几个大学的东方学系，以及各地东干协会所属文化中心，其东干文学研究日益深入。中国支持周边国家汉语教学和文化推广项目也有大的进展。2005年建立塔什干孔子学院,2007年建哈萨克斯坦欧亚大学孔子学院、吉尔吉斯国立民族大学孔子学院、比什凯克人文大学孔子学院，这些孔子学院教师的教学与研究，以及拟建“天山丝绸之路博物馆”等将在中亚东干文学研究方面有更多贡献。
中国方面，最早披露东干族消息的是1956年22期《新观察》上访苏代表团员的文章。对东干文学的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始，陆续有文章发表，有电视专题片播放。还有马来籍华侨学者出版《悲越天山——东干人纪事》；陕西学者出版了《东干族形成发展史》、《万里独行——探访中亚陕西村》；北京学者推出《东干文化研究》、翻译《亚瑟儿·十娃子生活与创作》；敦煌文艺出版社推出东干文化丛书；新疆学者对东干诗歌、小说、散文等作品的研究；宁夏学者的东干文化研究，出版《中亚回民诗歌小说选译》、《中亚回族的口歌和口溜儿》等，这些都是国内研究东干文学方面颇有价值的成果。
作为中华文化在中亚的继承者、弘扬者、传播者，东干民族功绩卓著。深入研究东干文学、东干学，无论从海外汉学、民族学、民俗学，还是从社会文化学、人类文化学视角看，都具有不俗的意义和很高的学术价值。我们重视对大国、强国文学研究的同时，更应该关注弱势民族文学，如此才能够维护世界文化的多元性，促进世界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写于中亚东干族诞生130周年
注释：
① 引自伊玛佐夫著、丁宏译《亚瑟儿·十娃子生活与创作》，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71-172页.
② 见伊玛佐夫著、丁宏译《亚瑟儿·十娃子生活与创作》，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4页.
③ 尤素福·刘宝军：《悲越天山》，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5-67页.
参考文献
[1] [吉]伊玛佐夫,著. 丁宏,译. 亚瑟儿·十娃子生活与创作[M].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1.
[2][吉]М·Х·伊玛佐夫,著. 林涛,译.中亚回族诗歌小说选译[M]. 香港: 香港教育出版社, 2004.
[3]黑牙·王阿訇诺夫,著. 林涛,译.中亚回族的口歌和口溜儿[M]. 香港:香港教育出版社, 2004.
[4]陈琦.万里独行——探访中亚陕西村[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5] 王国杰.东干族形成发展史[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7.
[6] 丁宏.东干文化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9.
[7] [苏]М·Я·苏三洛,著.东干族文学史纲[M]. 1958. (Дунганская совет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Краткий очерк фрунзе)
作者简介： 孟长勇，西安外国语大学汉学院教授，世界汉语教学学会常务理事。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对外汉语。
收稿日期2007-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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