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新罗风流之美学思想 
 
  1.序言

本篇论文着重分析韩国新罗时代（57-935年）花郎制度中蕴含的美学思想。

据《三国史记》、《三国遗事》等文献对花郎的记载，过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花郎制度中的宗教思想、军事思想、教育思想及人才录用等多方面，指出了花郎的性格和功能，高度评价“花郎”为韩国古代文化的灿烂成果。

本文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花郎制度引入美学领域，从而揭示出韩国新罗时代美学思想的核心概念——风流。即把握为具备完美人格而奋斗的新罗人的理想，探讨他们的教育实践及其中呈现出的风流的美的、艺术的性格。

 2.善和美的人

根据一般对花郎起源的说明，花郎的产生是出自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材的目的，这些人必要时要具备战斗力。他们同时还是尊重传统、团结、诚信和勇敢的人。这个制度虽然在韩国古代的高句丽与百济都曾出现过，但它的活跃期是在新罗时代。

关于花郎的成立和起源在《三国史记•新罗本纪•真兴王》记载：

 三十七年春，始奉源花，初君臣病无以知人，欲使类聚群游，以观其行仪，然后举而用之，遂简美女二人，一曰南，一曰俊贞，聚徒三百余人，二女争娟相妬，俊贞引南毛於私第，强劝酒至醉，曳而投河水以杀之，俊贞伏诛，徒人失和罢散，其后更取美貌男子，妆饰之，名花郎以奉之，徒众云集。[1]

 “源花”、“花郎”是一种从新罗的部族共同体分化发展为国家制度的精神共同体，其实际目的主要是选拔人才，这在《三国遗事•弥勒仙花条》中表述得很清楚——“聚徒选士”。从这样的记载里，我们可以发现花郎实际是一种人才选拔法，把年轻人聚在一起，让他们自由自在地聚会游玩，来观察他们的行为举止。在这一过程中最初选拔的是叫源花的两位漂亮的女性，以她们为中心建立组织，进行组织之间的表演。我们从这里还能看出古代纯真浪漫的新罗人的审美态度，即认为漂亮的身体即可导致漂亮的精神和行动。他们都是进行歌舞团体竞赛、有着自由自在的游戏精神的人。

不过新罗人的审美观，并不只局限于外表的形式之美，而是包含着内在精神的美。也就是说，他们在思维上有着灵肉一体的观念，这在源花制度中从以女性为中心过渡为以男性为中心的事实中更容易理解。

因为美丽女性之间的嫉妒心理往往会酿成悲剧，所以不得不废止源花制度。但这种方式是一种能得到优秀人才的非常重要的途径，不能长时间完全废弃。于是就公子代替佳人，从而建立了以男性为中心的花郎制度。经这样的调整，选拔人才的方法采取了更严格的标准。正像《三国史记》、《三国遗事》所说的那样[2]，成为花郎的青年男子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美丽的外表，一是出身于良好的家门而且有德行的人。因此，花郎应该是美貌与德行兼备的人。

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的新罗人试图人为地调和精神与肉体之间的矛盾，将善与美调和在一起。想要当上花郎的人单方面追求美貌是不行的，只追求德行也是不全面的——美貌与德行，二者缺一不可。值得注意的是，花郎的美貌是经过了“传粉妆饰”[3]后的美貌，即需要化妆和衣服的华丽。这样的要求与源花制度时代是相同的。

关于花郎的德行，《三国史记•金歆运传》有如下记载。

三代花郎，无虑二百余人，而芳名美事，具如传记，若歆运者，亦郎徒也，能致命于王事，可谓不辱其名者也。[4]

这里所指的三代是一般时代区分法的上、中、下三代。整个新罗王朝，200多名花郎的许多美事在传记中都有记载。这些记载多见于《三国史记》中的《斯多含传》和《剑君传》，另外，在《三国遗事•景文大王》中还有如下记载：

王讳膺廉，年十八为国仙，至於弱冠，宪安大王召郎，宴於殿中，问曰，郎为国仙，优游四方，见何异事，郎曰，臣见美行者三，王曰，请闻其说，郎曰，有人为人上者，而伪谦坐於人下，其一也，有人豪富而俭易，其二也，有人本贵势而不用其威者，三也。[5]

在上述内容中可知，谦虚、俭朴、谨慎就是景文王眼里当时各地花郎们的一切美行，这些行为不是单纯的善的行为，而是更高层次的美的行为。它不是源自道德义务，而是精神自由的产物，并已升华到美的行为。在花郎的行为里存在美，这样的美的行为就成为花郎们追求的人生志向。

他们之所以能在历史上留下姓名还因为他们具有为了国家和社会勇于牺牲自己的精神。在追求临战无退、勇敢和殉身的美的精神蕴含着他们对人生的热情。生与死都应按照美的标准来决定，这使得花朗徒的生活像花一样美丽。

花郎的内在精神、外貌及衣着都很华丽，可以说是美的化身，是反映新罗人历史悠久的美的观念的佐证，即灵肉一体、善美合一。清雅秀丽的外貌，高尚洁白的精神，花郎一直是人们仰慕的对象。从《三国遗事》卷二的《慕竹旨郎歌》或《赞耆婆郎歌》等乡歌中可以充分了解到这一点。前者是孝昭王时得乌谷对花郎竹旨郎美丽容颜日趋衰老的惋惜和遗憾，后者是景德王时期忠谈师对花郎耆婆郎的优雅姿态与高贵精神的欣赏和赞颂。

总的来说，我们从容貌、行为、人格等方面可以确认花郎本性中含有对美的性格和美的容貌的追求。这样的花郎才可以叫做美的人。在他们初命名时，无论花郎还是源花都只代表美丽的青春。随后，则从容貌过渡到对人格和精神美的追求。这就是花郎们所真正追求的完美人格理想。

3.风流思想的背景

崔致远的《鸾郎碑序》中谈到了风流思想的本质，他说：

国有玄妙之道，曰风流，设教之源，备详仙史，实乃包含三教，接化群生，且如入则孝于家，出则忠于国，鲁司寇之旨也。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周柱史之宗也，诸恶莫作，诸善奉行，竺乾太子化也。[6]

崔致远认为，韩国有一种“玄妙之道”即“风流”，其具体内容记录在《仙史》上。它既不属于儒、佛、道，却又包含了儒、佛、道三教的思想和理念。崔致远对三教均有很深的研究，因此他的说法很有分量。他认为“玄妙之道”并不是在新罗时代三教的影响下产生的，而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他将该道又解释为“接化群生”，“接化群生”意味着凡是有生命的东西都能够被接化、教化。因而它是比三教思想更深远宏大，其玄妙之处也在于此。

据《三国遗史》，真兴王重新恢复“源花制度”的动机为“王又念欲兴邦国，须先风月徒”。[7]真兴王为振兴民族国家而优先选用风月道—风流道的理由是他相信风流道作为韩国民族传统的“道”，会比任何其他的宗教思想更有效果。风流道并非是三教的综合形态，而是自古以来一直传下来的韩国民族的宗教思想。在新罗时代，外来的儒教、佛教和道教已经形成了相当的势力，但这仅仅局限于新罗文化的表面。真正植根于新罗文化深层并主导新罗社会的乃是风流道。新罗人在表面上似乎奉行儒教、佛教以及道教，但他们在精神世界里真正崇尚的却是风流道。换句话说，“风流道是新罗人共同精神的、思想的基调，也是宗教信仰的依托。”[8]

那么，风流道与三教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首先，风流道思想与儒教思想相关。《鸾郎碑序》里所说的“入则孝于家，出则忠于国”和《三国遗史》中有关“花郎国仙”的内容都显示出它与儒教有相似之处。

自此使人梭恶更善，上敬下顺，五常六艺，三师六正，广行于代。[9]

让人改恶行善、上敬下顺以及新罗王朝广为流传的五常（仁、义、礼、智、信）、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三师（太师、太傅、太保）、六正（圣臣、良臣、忠臣、智臣、贞臣、直臣）[10]等思想都直接来自儒教。

此外，花郞的所谓“世俗五戒”与儒教的五伦、五德、三达德等内容也相似。然而，从更深的层次上看，它与儒教的伦理又有所不同。五常、六艺当然属于儒家的道德条目，但对三师和六正有些人则解释为是出自佛家精神。“世俗五戒”是花郎的一种戒律，其内容为“一曰事君以忠，二曰事亲以孝，三曰交友有信，四曰临战无退，五曰杀生有择”[11]其中前三项属于儒家的伦理规范，第五项“杀生有择”则具有佛教的特征。

除此之外，从其先后顺序来看，忠先于孝，明显不同于以家庭为核心的儒家基本伦理观。这里所说的“忠”象征的并不是儒家的君与臣之间的私人关系，而是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因此可以说，它的思想首先是以儒家伦理为基础，具有大韩民族马上文化特性的一种伦理规范。

其次，它还含有佛教思想要素，《鸾郎碑序》里说：“诸恶莫作，诸善奉行，竺乾太子化也。”这个句子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印度佛教的流入或混合。原因是佛教于新罗法兴王时代开始在韩国传播，而在此之前已有的风流道思想中就有了与佛教思想相似的要素。它具有易与佛教泛神论思想结合的特性。月明师、融天师、忠谈师等人虽是佛僧，但其行事中却含有花郎徒的形迹。其中，圆光法师还教给贵山和箒项花郎五戒。

人们一般以弥勒信仰为根据说明风流道内含的佛教思想因素。这是因为风流道向往理想社会，这种思想与弥勒信仰，尤其是弥勒信仰的将现实社会理想化的思想极其相近。因此，风流道与弥勒信仰都盛行于新罗时代，与此同时，弥勒信仰还给风流道带来思想上的影响。弥勒信仰有“上生信仰”与“下生信仰”，“上生信仰”是祈祷能够生活在兜率天上的，而“下生信仰”是祈祷能够与从兜率天下到人世间来的弥勒菩萨相遇。前者是以个人为主的信仰，而后者则是以社会、国家为主的信仰。弥勒菩萨下生的国家是安居乐业、国泰民安的理想社会。新罗人将花郎视为弥勒菩萨，把他们当作下生的弥勒菩萨一样崇尚。从佛教思想来看，“交脚倚坐像”象征着上生信仰的弥勒菩萨，“半跏思维像”则象征着下生信仰的弥勒菩萨。云冈、龙门石窟是前者的典型，而新罗时代的佛像大都属于后者。我们从弥勒半跏思维像中可以看到沉浸于欢乐、修道和烦恼之中的悉达太子的形象。[12]

    弥勒信仰在与风流道结合的过程中其自身性质也产生了变化。新罗时代，弥勒信仰逐渐演化为理想主义活动的中心势力，以维护国家、向往理想社会。这种差异即是因风流道的影响所致。[13]

    弥勒信仰深化和扩大了风流道思想。它在接受和与风流道的融合过程中给风流道思想带来了质的变化。而新罗风流道本身具有的特点，也使之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中国的弥勒信仰在唐宋以秘密结社的方式成为军事和政治革命运动的工具，而新罗的弥勒信仰只用于守护国家和培养理想的社会精神。

人们对花郎的崇拜心理与对弥勒菩萨的崇拜是相同的。弥勒菩萨是建设理想国家的最高领导，而花郎作为弥勒的化身就扮演着维护国家的角色。[14]弥勒下生信仰加强了花郎的团结，弥勒信仰的传播也得益于花郎。花郎的形象与半跏思维像的形象都代表着青春和美丽。更确切的说，花郎的形象源于悉达太子的半跏思维像，弥勒下生信仰的宗旨在于建立理想的国家，这与花郎所追求的‘现实中的理想’相同。

    第三、风流道还具有道教思想的因素，这从《鸾郎碑序》所说的“虚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周柱史宗也”可以见出。事实上自然主义的思想要素在风流道的思想中是相当重要的部分。目前尚没有文献证明中国的道家思想是否曾从中国传播到新罗。但新罗早就流行仙风，[15]追求如神仙般的生活态度和风度。道家的中心思想为“神仙思想”，而神仙思想恰恰是“韩国传统的原始宗教思想”。[16]因此，神仙思想也就成为风流道的思想根源。

    《三国遗事》说，真兴王由于“天性风味，多尚神仙”，[17]因此制定花朗制度。高丽王朝的毅宗说，“遵尚仙风，昔新罗仙风大行，由是龙天欢悦，民物安宁。”[18]由此来看，新罗自建国以来一直盛行仙风。他们的神仙思想与中国的道家在自然主义方面大同小异。但是道教的杨朱和老庄思想的传承过程中，由于当时具体的社会政治条件，他们的隐遁态度所由形成的思想基础又有所不同。游山玩水，告天祈福，修心修身的生活方式显示出韩国祖先所追求的神仙思想的本质。也显示出新罗人所具有的乐观主义、现实主义以及自然主义的特点。

在《说文》将神仙定义为“人在山上，从人从山”，[19]即居住在山岳上的神人。他们游玩于山岳江海、名山大川、天上天下，是自由自在地飞来飞去的神人，这就是神仙。游览名山大川即是风流道的一种修炼方式，我们从中可以知道神仙道的本来面目。崔致远在《仙史》中所说“设教之源，備详仙史”之句和风流、风月、玄妙等的词语中也是如此。很早以前人们就将神仙与玄妙联系在一起，如在《历代神仙通鉴》中称女仙为“玄妙王女”，《老子》有“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的句子。另外，崔致远《仙史》中提及“设教之源，備详仙史”也将风流道与神仙联系起来，而风流、风月、玄妙等词语中也包含有神仙的意思。

人们把花郎叫做国仙、仙郎、仙花等。花郎就象神仙般游山玩水，修心修身，这正可证明风流道渊源于神仙思想。而且记录花郎的名籍的风流黄卷，更确切地提供了它的根据。特别是在韩国，自古以来即盛行 “山岳信仰”以及泛神论，因此人们很容易接受神灵观念。而韩国又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即到处都有仙山仙岛，因此自古就普遍存在、普及神仙的思想。

    综上所述，风流道与三教思想的关系是相互配合而非互相矛盾，从中能够发现新罗人的特殊性。在风流道里，儒家的“道义规范”提醒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所在，道家的“精神自由”则使人们的生活变得充满浪漫与智慧，佛教的“佛国净士”又使人们的理想更为具体化、现实化。[20]就这样，新罗人接受了三教的各种特点，在相互融合、调和的过程中，发展出新罗所固有的风流道。

4.审美教育的志向

    《三国史记》真兴王条有关于花郎制度起源的说明，也有关于花郎的生活方式和教育理念的记录，其内容如下；

或相磨以道义，或相悦以歌乐，游娱闪烁，无远不至，因此知其人邪正，择其善者，荐之于朝，故金大门花郎世纪曰，贤佐忠臣，徒此而秀，良将勇卒，由是而生。[21]

这段话说明了花郎的修养方式，其内容可概括为“相磨以道义，相悦以歌乐，游娱山水”。首先，“相磨以道义”指的是道义精神的修炼，即陶冶性情，熔铸理性。从远光法师制定的“世俗五戒”中也可以发现，新罗人按照伦理规范来进行道义、理性修炼，希望能成为具有高尚品质的人。这正显示出以理性为基础的道德磨练的重要性。

其次，“相悦以歌乐”指的是通过歌乐来培养审美精神，即，陶冶情绪。花郎与诗歌、音乐、舞蹈等艺术相关。特别是，歌乐的精神教育能够鼓舞青年的意气。《三国史记》《乐志》[22]记载着新罗时代渊源于各个郡的音乐名称，其中有些音乐名称与花郎有着密切关系。比如说，真兴王时代有一首作品称为“徒颂歌”，顾名思义，它可能是一首花郎徒的歌曲。此外，据说“思内奇物乐”是“原郎徒”的作品，人们估计这首歌曲的作者是属于最早的国仙花郎“薜原郎”的一名郎徒。还有“此皆乡人喜乐之所由作也，而声器之数，歌舞之容，不传于后世”的句子里表述了新罗人的爱护艺术的倾向和对当时的诗歌、音乐、歌舞、乐器不能传承给后代的惋惜。

《三国遗事》也有不少资料说明花郎与歌曲的关系。景文王时代，国仙邀元郎、誉斯郎、桂元郎以及叔宗郎等人游览金兰的时候，为向国王表示忠诚做了三首诗歌，让心弼舍知转送给大炬和尚。让他再加上玄琴抱曲、大道曲、问群曲。[23]此外，在真平王时代，居烈郎、实处郎、宝同郎等三群花郎去枫岳的路上遇到和尚慧星，慧星要阻止他们的旅途，但融天师一唱起歌来，慧星就忽然消失。[24]除此之外，上述的《讚耆婆郞歌》与《慕竹旨郎歌》等乡歌都与歌乐和花郎有密切关系。

在新罗的长安经常家家户户能听到琴声，每个人很熟练地自由自在地作诗吟唱。所以李承休的《帝王韵记》中写道“花朝月夕携手游，别曲歌词随意制”。

花郎对诗歌、音乐、舞蹈等都有较深的造诣，能使精神世界超越凡俗的境界，升华为和谐的艺术境界。通过艺术活动，净化精神，陶冶情操，领略到无穷无尽的自由和快乐。也就是说，他们用音乐来陶冶精神。不仅如此，在唱歌跳舞的过程中还会加强花郎的集体意识，也有助于保留社会共同体的传统遗产。

花郎在游历名山大川的过程中，一方面欣赏秀丽的自然风景，另一方面对大自然产生崇敬之心。他们沉浸于自然之中，逐渐进入超俗、高尚的精神世界。花郎主要游览的地方是南山的“鲍石亭”、“四灵地”、“三花岭”、“中岳石崛”和咽薄山，还有荣洞和东海岸一带的名胜古迹如“丛石亭”、“四仙峰”、“金兰窟”、“三日浦”、“四仙亭”、“永郎湖”、“镜浦台”、“寒松亭”、“越松亭”、“阿郎浦”、“仙游潭”、“永郎峰”等。关于花郎的游览地点在李毅的《东游记》[25]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载。总体上看，其游历的中心以金刚山一带为主，这里自古以来在东方就以秀丽的山水闻名于世，花郎就在如此美丽的地方修炼身心。

由天创造的“山水”是神仙居住的神秘的地方。但它并不与尘世相对立。宗炳在《画山水序》里说，山水虽是物质存在，但其趋向极其灵妙，圣贤才能够品味到它。因此有人说，描绘山水时应该画出山水之灵气与精神来。把山水看成精神境界的说法是从原始时代一直流传到现在的。例如，泛灵论的原始信仰就渊源于对气势磅礴的高山的崇拜心理，人们认为高山具有伟大的力量。以实践道德为教育方针的儒家有“智者乐水，仁者乐山”[26]的说法，这里说的山水是要与孔子要求的人的德性相结合的。根据传说，神通广大的神仙居住在山岳里，道家思想里山岳是隐士们离开尘世后居住的地方。对新罗人而言，山是心灵的故乡，也是崇拜的对象。花郎游于山川不仅是体验神灵的感受，也是通过云游四方、学习各地的风俗习惯、地理状况和武术。

如上所述，修炼风流道的花郎们通过道义陶冶理性，通过歌乐修养情绪，通过游览山水完成整体身心修炼。他们的教育理念是，通过道义和修炼，成为身心健全、理性与感性协调的十全十美的人。这就反映了形成人具有美的精神理念。

年轻漂亮的花郎游玩于名山大川的名胜古迹，学习武术、歌舞，修炼道义，在此过程中发现地方人才并向朝廷推荐。此外，他们还打抱不平，挽救民众，并随时准备为国捐躯。他们可谓是“热爱人的精神来修炼的艺术的人群”。[27]在新罗时代，著名诗人、实现三国统一的国王、为国家作出巨大贡献的人几乎都是花郎出身。花郎在修炼风流道的过程中领略到人生的真理和意义，而他们的审美的、艺术性的精神则为理想国家的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5.东方审美思想中的风流

花郎的指导理念是“玄妙的道”，用崔致远的说法即“风流”。据崔南善[28]之说，韩国自古就有崇拜太阳的信仰，风流道用古韩语可解释为“光明世界”。后来它与三教相结合，形成了具有宗教色彩的群体，人们称之为“风流道”或“风月道”。

但是，风流道的思想内容中几乎没有与光明、太阳直接相关的地方。笔者认为，这种解释是因为过于强调民族特点而造成的错误。

风流的说法是从中国流传到韩国的。但到目前为止，这一事实在研究风流的过程中一直被忽视。所以，我们可以首先从汉字意义的角度来分析一下“风流”的意思。在中国古籍中，风流的使用例子最多的是《佩文韵府》。[29]《辞源》据此对“风流”的词义做了七种解释。即（1）风流余韵也，（2）言义表及态度也，（3）品格也，（4）犹言风光荣宠，（5）不拘守礼法，自为一派，以表异于众也，（6）精神特异之处，（7）妓女所居之地。[30]

简单地分析一下上述的内容：（1）“风流余韵”指的是前代的风流，这意味着以“王道”为基础的伦理、政治文化的体现。也可解释为良好的风俗。（2）、（3）的内容是个人具有的良好风格和品格，乃至姿态。因此，从广义来讲，它是良好的生活态度。有时，它还可以意味着音乐的样式和艺术作品的品格。（4）指的是从自然界中可发现的美，例如，杨柳等自然界的生命体所具有的审美性。（5）、（6）是与众不同，非同寻常的高尚风格和精神境界。不仅在伦理方面，在审美、艺术和学问方面都有与众不同的意思。（7）风流的词义转变为好色。

在古代中国，风流的用法范围大体上是这样。它从开始的较强的政教性，渐渐扩大到伦理、审美领域，社会风俗、特定的个人、自然界及艺术作品等也都包含在内。

风流思想在从中国流传到韩国之前，古代韩国人的心理已具有了类似于风流思想的萌芽，并在与中国的思想结合后，成为真正具有韩国特色的思想，这也许是“风流道”能够立足于新罗的理由之一。新罗通过风流风气的振作将青年花郎们对美的艺术的人格修养追求制度化，形成其外化形式——花郎。古代新罗本来就有以青年为主的修炼团体，其目的是培养能够为国家做出贡献的人才，为了推选团体的领导，他们实行 “国家选任制度”。这“国家选任制度”就是“源花”，后来把它改善为“国仙花郎”。花郎实际是修炼风流道的团体中对核心人物的称呼。

人们经常在花郎后头加上道，称其为花郎道，但是至今还没在文献上发现“花郎道”这种说法，也就是说这句话是后世的“造语”。如果我们想容易地区分风流道和花郎道，那么可以认为花郎道是带有现实性和社会性的组织的道，是为国家培养有用的人才，修炼青少年的道。可以说是一种生活风尚，因此带有“现实性、实践性、特殊性”的特征。 所以，不应该用花郎道这个称谓。因为它只针对花郎制度本身，只是风流道文化的一种发展形态。

中国的魏晋时代有“晋风流”之说，即审美意义上的风流。如果说西方美起源于希腊，那么晋代是树立东方美的一个典型。晋代的王羲之以东方独有的艺术形态之一——书法完成了东方美形式的创造。西方的以人为主的审美意识和艺术观念体现在希腊雕塑上，而东方的以气韵为主的审美、艺术精神则体现在中国晋代和唐代的书法上。在西方，“美”是古典主义的核心，在东方，古典主义的核心则是“风流”。我认为，风流是东方美学的基本概念。

这里，有人会产生疑问，风流和美是否完全相同。我认为，两者并不一致。风流除了美的因素以外还包含着很多其他因素。如，伦理的因素、性的因素、游戏、游乐的因素以及宗教的因素等。风流上与伦理、宗教相结合，下与通俗的欲望相连接，因此，风流中不仅蕴含着对高尚精神的追求，也包含着享受人生的态度。

风流是审美与道德的混合体。这与东方艺术批评中多含有的道德因素息息相关。从另一个角度看，它以主观性为基础，与重视作家的人格和个性的思考有渊源关系。风流是使个人生活与艺术更加接近的精神。把生活提升为艺术，这种态度与东方人的宗教意识密切相关。韩国、中国、日本三国都有风流思想，有趣的是，它在各国的接受过程、本地化过程和发展过程中，均显示出各自不同的特点。如果要在新罗的风流道中寻找民族特点，则不应该在起源上找而要着眼于它的接收和运用的方式。这样的事实可以为美学思想的比较研究领域提供一个有趣的观点。

在中国，风流思想的高峰时期是六朝，与以理性为主的道德伦理思想相比，当时士大夫的精神更倾向于变幻莫测的情感世界。[31]当时有了艺术的百花齐放的原因也就在于此。王羲之、谢灵运想在大自然中陶冶情操，所以他们喜欢描述会稽山水。对他们而言，这就是风流。他们强调，山水的“清旷之域”不亚于“名利之域”，并认为，流连于山水才能有清旷的心灵，才能自得其乐。这实际是隐士的生活。他们通过山水来追寻美，探求人生哲理，心慕手追的是自由。

在日本,自平安时代（9世纪-12世纪前期）起以宫廷生活为中心逐渐形成了美化生活的风潮，风流也随之盛行。[32]为天皇或法皇开的宴席就是其典型的例子，它具有激情主义的性质。从自然、人的容貌到人工的事物，人们从激情主义的角度面对一切事物。工艺品、服装、砚箱、庭园、绘画都从独特的构思制作（意匠）的过程中寻求风流。平安时代的日本人通过这一过程发展风流，这里有华美的贵族主义特征。

在韩国的新罗时代，风流思想与花郎制度相结合，成为一种理念。道义、歌乐、游娱山水等花郎的教育内容形成了风流概念的主要因素。道义与学习伦理、传统文化的“风流余韵”是同样的概念；歌乐意味着通过艺术培养良好品质；游娱山水是想达到物我两忘的境地。风流道作为国家的“玄妙之道”，以美学、艺术精神为思想的基础，对培养国家人才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可以说，它不仅是一种国家领导理念，也是一种具有宗教意义的思想。在新罗时代，风流体现着一种理想的教育方向，要培养完美无缺的人格。后来，上层阶级逐渐将风流制度化，以适用于现实生活。这反映出新罗文化的“现实主义特征”。

由此看来，风流思想是东亚三国共同的精神文化，但它在固定化的过程中又表现为三种各相迥异的性格：在中国，风流是附着于隐逸思想之上的，个人的、主观的色彩比较浓；在韩国，风流是独特的培养人才的实践性理念；在日本，风流则是作为“美的设计（意匠）”，具有激情主义色彩。

5.结语

新罗的花郎制度，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花郎的主要精神依托和宗教理念就是风流道。风流道是韩国传统思想和儒家、佛教、道家相结合的古代韩国文化的结晶。它是修心修身的教育方针，其目的在于培养出理性和感性和谐发展的人才，以建立理想国家。为此，美的教育非常重要，教育的主要内容包括学习道义和良好风俗；在生活中经常接触艺术；欣赏美丽的自然环境，这些都是风流精神的具体实践。花郎是风流精神的实践者，为了建立理想的国家和社会，他们要从美学的角度去实践风流思想。这是东亚国家风流思想的共同点，但又不同于中国的隐士思想和日本的激情主义。

风流道在韩国从新罗真兴王到文武王时期非常盛行，为新罗统一三国也作出了不少贡献。然而，后来王权争夺以及政治动荡使新罗走上了衰亡之路。风流道原本具有的道德精神被忽略，而只热衷于娱乐性，失去其本来的意义。花郎也逐渐失去了原来的气概和热情，而沉溺于享乐，沦落为游手好闲的青年。这是文化末日的安逸态度，也是缺乏道德观的堕落。

风流是以艺术价值为主的精神价值观，它是重视和享受诗歌、音乐、舞蹈等的艺术，它能使人类精神升华到超越尘世的境地。通过风流道，新罗人能达到精神的纯洁、身心的调和、与大自然的和谐进入玄妙的境地。在享受无限的自由的同时，又产生出人类的爱美的情感。新罗的花郎因此懂得如何去实践风流。我们知道，韩国语中风流与风致的意义紧密相连。在韩国语辞典当中，风流的第一义项是“有风致地潇洒地玩”或者“超凡脱俗地有风致地潇洒地玩”，由此可知风流的内涵和“潇洒”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潇洒的含义虽然起于后代，但可以肯定其内容的渊源在于风流道的精神。这样看来表现于风流道中的新罗人的审美意识在今人的审美价值观里还一直留存。

[1] 金富植，《三国史记》，卷第四，新罗本纪 第四，真兴王。

[2]《三国史记》“美貌男子”。一然《三国遗事》，卷第三，塔像第四，“良家男子有德行者”。

[3]《三国遗事》，新罗本纪 第四，真兴王，“唐令狐澄 新罗国记曰，择贵人子弟之美者，传粉妆饰之，名曰花郎，国人皆尊事之也”。

[4]《三国史记》，卷第四十七，列传第七，金歆运。

 
 作者：闵周植 韩国岭南大学  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