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世纪汉文化东传而流布于朝鲜半岛的佛教，在新罗王朝时期（公元676—936年）臻于鼎盛。佛教的传入，不只是朝鲜文化进一步汉化的一个表征，而且也是朝鲜文化发展的一大契机，可以说它对于朝鲜半岛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渗透达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盛行于新罗时代的乡歌——朝鲜古老的民族歌谣，正是在佛教的影响下，融入了浓厚的佛教意识。
                        一、乡歌文学产生的佛教文化渊源
      宗教文化渗透于人类文化和世俗生活的各个方面，佛教亦然。一方面它在传播发展中，受着各种社会环境和传统文化的制约、影响，另一方面又反过来深刻地影响着各国、各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早在公元4世纪，即朝鲜三国时期，佛教即由中国东传朝鲜半岛。公元6～8  世纪，佛教在中国完成了其汉化过程，成为汉文化的主要内容。这种中国化了的佛教，随着朝鲜半岛学习汉文化而加快了其传播速度。  公元528年，新罗正式承认佛教。公元767年，新罗联合唐军统一朝鲜半岛。  此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佛教也普及到全社会。佛教教义把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看成虚无的、不真实的幻影。它宣扬只有宗教式的精神修养才能使人摆脱现实世界的痛苦，得到永久的幸福。佛教有关人生、社会、自然的认识，经过几百年的咀嚼、消化，在朝鲜半岛逐渐深入人心。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著名的佛教理论家及著作，如元晓〔1  〕的《大涅ｐáｎ＠①经宗要》、《法华经宗要》、《金刚三味经论》、《大乘起信论疏记》等，义湘〔2〕的《一乘法界图》、《千戴龟鉴图》等；  还相继兴建了皇龙寺、芬皇寺等多座规模宏大的寺院。此时的百姓，不论年幼或贫寒，都皈依佛教，可以说，佛教融入到了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
      无论任何一种宗教形式，都是一种世界观和意识形态，它必然影响人们的思想情趣，成为社会精神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
      古朝鲜的宗教信仰是自然神崇拜、祖先崇拜和图腾崇拜的结合，这种原始的宗教信仰直接反映在朝鲜古代神话中，如著名的《檀君神话》、《东明王朱蒙》、《驾洛国》及《延乌郎与细乌女》等。这些神话描述了日神、月神、火神、雷神、风神等的法力，反映了朝鲜民族的祖先对于熊、虎等的图腾崇拜思想。但佛教传入后，给朝鲜固有信仰带来了巨大变化。它使人们对天神的崇拜，变成了被称之为天帝的佛教护世、护法的人格神〔3〕信仰；  使对星辰的崇拜变成据说是主宰人类寿命和祸福的北极、妙见和七星信仰；使家屋神信仰变成了灶王信仰；使云、雨、水等与农耕有关的诸神崇拜变成了龙王神信仰；使山岳崇拜变为山王神信仰。这时的新罗社会，佛教是唯一的宗教，佛教成为国家统治的理念和方法，成为人们心灵的归依处。可以说，佛教是新罗文化的根。文学艺术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基于如此浓厚的佛教氛围的乡歌文学自然被深深地打上了佛教文化的烙印。
                        二、乡歌文学的创作主体——僧侣与佛教信徒
      乡歌是指新罗的国语诗歌，由于这种诗歌形式是用朝鲜本民族语言所创作，因而相对于汉诗而称之为“乡歌”。现有的乡歌作品中，创作年代最早的为《薯童谣》和《彗星歌》，这两首乡歌均创作于新罗真平王时代（579—632年）。由此可以推断，乡歌至少始作于6世纪末或7世纪前半期，至7  世纪后半期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具有一定格律的诗歌形式（主要有四句体、八句体和十句体）。
      高丽王朝时期的著名僧人一然在《三国遗事》〔4  〕卷五中写道：“罗人尚乡歌者多矣”；同一时期的诗人李承修在其《帝王韵记·新罗》〔5〕条中写道：“花朝月夕携手游，别曲歌词随意制”。  由此可以想象当时诗歌盛行的情形。遗憾的是，由于当时朝鲜没有自己的文字，用“乡札”〔6〕标记法记录下来的诗歌不多，  加之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因战乱、灾祸等原因失散很多，后人已很难看到当时乡歌文学发展的全貌。保存至今比较完整的乡歌只有25首，学界一般将这25首乡歌分为《新罗乡歌》和《均如乡歌》。《新罗乡歌》指记录在《三国遗事》中的14首，《均如乡歌》指《大华严·首座圆通两重大师·均如传》所记载的新罗末期的僧人均如大师所著的11首。这25首乡歌中有18首是僧人创作的，即均如大师的《普贤十愿歌》（11首）、融天师的《慧星歌》、月明师的《兜率歌》和《祭亡妹歌》、忠谈师的《赞耆婆郎歌》和《安民歌》、释永才的《遇贼歌》、释良志的《风谣》，还有《怨歌》、《愿往生歌》及《千手大悲歌》分别为佛门信徒信忠、广德妻、希明所作。有学者认为，记载新罗乡歌的《三国遗事》的编者一然本身是僧人，他在编此书时，在乡歌的取舍上不可避免地要宣传佛教思想，因而不能仅从现有的25首作品来断定乡歌文学作者的主体是僧人和佛门信徒。笔者不否认作为僧人的一然在宣传佛教思想上的倾向性，但在当时由于受文字等诸多条件的限制，一然仍在《三国遗事》中收录了平民阶层的无名老翁所作的《献花歌》，以及王子、花郎〔7  〕等上层人士所作的《薯童谣》、《处容歌》、《慕竹旨郎歌》等，足见一然并不是一味地要选择与佛教有关的乡歌作品。笔者认为，乡歌文学之所以成为盛行于新罗的国语诗歌，是因为这种文学形式为上自王子、花郎、僧侣，下至平民百姓的各阶层人士所喜爱。但由于当时的佛教文化氛围，加之用以标记乡歌的“乡札”标记法比较难，没有受过教育的平民阶层难以企及，这就决定了乡歌文学的创作主体为佛门信徒和当时社会的最高知识层——僧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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